百年前这条通向世界的“路”，唐家湾人留下重要足迹

珠江八大出海口，有五处落在香山地界。特殊的区位让这里成为陆地与海洋的天然衔接带，形成了“沙田与民田交错、渔民与耕农共存”的独特自然风貌。

“大香山地区的自然地理特质，从根本上塑造了这片土地的文明性格。”丘树宏表示，一方面，源自西江的淡水裹挟着上游的泥沙与养分，在伶仃洋沿岸不断淤积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，滋养了世代在此耕耘的农耕文明；另一方面，南海的潮汐日复一日涌入河网，将海洋的气息与物产带到田畴之间，让这里的百姓从很早开始就同时拥有耕田与出海的双重生存选择。

俯瞰珠海。吴长赋/摄

“这种咸淡水交融的自然环境，从一开始就打破了传统农耕文明封闭的内循环属性，塑造出一种开放、兼容的文明底色。”丘树宏分析，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，香山人的生存方式呈现出“一面守土、一面出洋”的双重特质：内陆的沙田提供了稳定的农业产出，让人们拥有安身立命的根基；而通向大洋的河道与出海口，则为他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无限可能。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开放兼容特质，成为后来中西文明能够在这里顺利交汇融合的重要前提。

明嘉靖《香山县志》香山全景图。

香山先贤郑道实在《香山诗略》的跋语中写过一段话，是对这片土地性格精准概括：“吾邑三面环海，有波涛汹涌之观，擅土地饶沃之美，民情笃厚，赋性冒险，圜阓栉比，林壑森秀……无门户主奴之见，有特立独行之风。”“赋性冒险”四字，不是文人修辞，而是地理写在人身上的烙印。在素来以“安土重迁”为训的文明里，珠海人把“赋性冒险”活成了一种姿态。

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，大航海时代改写了世界历史的进程。位于珠海的浪白澳港阔水深，是澳门开埠前葡萄牙商船在珠江口的重要停泊点之一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，广东官府开放澳门，将其纳入浪白等对外通商洋澳的行列；嘉靖三十二年（1553年），葡萄牙船长索萨与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谈判，获准进入澳门进行合法贸易。万历元年（1573年），葡萄牙人又以每年交纳地租银500两换得租居澳门的权利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年），清廷同意开放澳门与内地的陆路贸易。

海在眼前，船便在岸边；船在岸边，出发便成了一种本能。容闳出生于今珠海香洲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南屏村毗邻澳门，独特的地理位置让他自幼便得以见西洋风物，在心中早早埋下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。

位于南屏村的容闳故居遗址。南方+/图

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周建平指出，珠海留学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文明对话的样本。容闳成长的“大香山中西文化走廊”，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系统性中西文化交汇地带。澳门自1553年开埠以来，西方思想文化经由岐澳古道、金星门水道不断传入香山地区，珠海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“开眼看世界”的一扇窗。

丘树宏认为，如果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容闳的诞生提供了自然基础，那么香山地区数百年来形成的中西融汇的经济社会环境，则为他的成长提供了丰饶的现实土壤。

“早在唐代，珠海山场（古称香山场）就因盐业等资源设立了准行政机构。到了明清，尤其是清中期广州一口通商之后，作为广州的外港屏障，香山地区的中外商贸往来变得空前频繁。大量外国商人、传教士从澳门进入内地，本地居民也纷纷进入洋行、外商船舶做工，逐渐形成了一个熟悉中西两种规则的特殊群体。”丘树宏介绍，他们既懂得中国传统的人情世故与商贸规则，也了解西方的商业制度与契约精神。这种深度交融的社会环境，催生了香山地区独有的商业文明特质。

香山场地界碑。

随着澳门成为通商口岸，香山地区成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商业规则的区域之一。这份源远流长的重商传统，使得当地人形成了务实而不保守、开放而不张扬、创新而不浮躁、富裕而不轻狂的性格。数百年绵延不断的中外交流，也让香山形成了极具包容性的多元社会结构。

中原移民、水上疍家、海外客商、传教士、外交官在此共处，不同的文化、信仰、生活方式在这里碰撞共存，却很少出现激烈的文明冲突。当地人早已习惯了多元文化的共存，不会将外来事物视为“奇技淫巧”或者“洪水猛兽”，而是以务实开放的态度去接纳、去学习。

澳门和珠海水陆相连。图为1844年《伦敦新闻画报》中的澳门关闸远眺图。

容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长大。他在《西学东渐记》中写道：“惟是时中国，为纯粹之旧世界，仕进显达，赖八股为敲门砖，予兄方在旧私塾读书，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，此则百思不得其故。意者通商而后，所谓洋务，渐趋重要，吾父母欲先着人鞭，冀儿子能出人头地，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呼？”

这段自述里藏着一种耐人寻味的务实：容闳的父母未必有什么宏大的文化抱负，只是凭着对时势的朴素判断，把孩子送进了当时多数人不屑一顾的西塾。可恰恰是这种务实、不排斥异质文明的日常选择，让香山在不知不觉中为一场影响百年的教育变革埋下了种子。

发行于1915年的《西学东渐记》。

周建平举了个例子，12岁那年，容闳在田里随口念了几句英文，周围的农夫纷纷围过来，让他说“红毛话”，念得好就赏麦子。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，放声朗诵26个英文字母。四周一片惊叹，农夫们当真加倍给了他奖赏。这个细节的动人之处，不在乡民的好奇，而在于珠海的乡野之间，已经有人愿意认真倾听另一种文明的声音。

后来清廷推行留美幼童计划，尽管清廷刻意要求选拔学生“不分满汉”，最终却无一名八旗子弟报名。120名留美幼童中，来自广东省的竟有84人，其中来自今天珠海地区的达24人。为什么香山人愿意把年幼的孩子送出国门？这不是随波逐流，而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的主动抉择。120个少年的远行背后，是120个家庭的选择；120个家庭的判断背后，是一片土地对世界的认知。

1875年，第四批留美幼童启程前在上海的集体合影。